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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豪俊,翕然趋风”

2019-08-14 围观 : 评论 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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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莹莹

摘要:建安詩歌是我国文人诗歌创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魏晋风度下的三曹父子即是此时期“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诗歌具有“古意悲凉”等共性,但由于个人特质和人生际遇的不同,三人在创作诗风上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曹操诗的古朴雄浑,到曹丕的婉约便娟,直至曹植的词采华茂,从中亦可窥见建安诗人的艺术追求。本文旨在结合三曹诗歌创作的具体作品,来分析探讨其各自的诗风特点,并对“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进行阐释论述。

关键词:古直悲凉;婉约便娟;词采华茂;诗风差异

在中国历代文学史上,三个诗人或文学家并称,能够成为文学坐标峰峦的为数并不多见,论及各时期文人,亦是依稀可数。在建安诗坛上,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三曹”是建安乃至魏晋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三峰并峙,璀璨诗坛。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一样,建安诗坛假若没有“三曹”将是无法想象的,势必是建安诗坛的一大笔缺失,亦可以说无法谈其为真正的建安诗坛了。

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五言诗迅速腾跃的时代,曹操、曹丕和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都具有很强的功力,尤其是曹植的五言诗,更堪称“建安之杰”。其中,曹操以其乐府诗为主,曹丕与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居多,曹丕在诗歌语言创作形式上另开辟了一些新的路径,如其六言、七言与杂言诗,但其三人的很多诗篇,大抵都收录在《古诗十九首》之中。虽然三人诗风由整体观之,创立于建安文学的大背景下,带有“古意悲凉”的共同特征,但其抒情诗就个性化表现层面而言,却同中有异,散发着不同的光芒。宋代以“诗评最为确论”著称的敖陶孙在其《敖器之诗话》中就有评论曹操与曹植之诗的述语,这样说道:“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足可见,曹操与曹植的迥异诗风,虽未提及曹丕,但把曹操的古直沉雄与曹植的纵逸词茂分析得恰如其分。故而,从整体建安诗坛发展流变来看,三曹的诗歌创作对文学艺术追求而言是一种进步,但由于诗人各自的气质禀赋与际遇经历的不同,其诗歌所呈现的气象与特色亦为迥然。以下将结合三曹各自具体的代表性名篇,试浅要谈及各自诗作的风格特点,并加以阐释论述。

一、曹操诗歌之古直悲凉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烈、战争频繁的动荡时代,但同时也是文学艺术自觉、诗歌蓬勃发展的时代,此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非凡的作品,亦造就了一批天赋极高的英灵俊才。“建安风骨”的开拓者曹操便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各身份兼而合一的人物,他出身于宦官家庭,这就使他在年轻时就有步入仕途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机敏善权术,好读书练武习文。曾在东汉灵帝时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在董卓之乱时,迁都许昌,招募卒士,讨伐董卓,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又经历多次战争,逐渐削平了北方的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地区,建立曹魏政权。

乱世不仅把曹操造就成了一位时代英雄,也造就他成为个性独特、风格迥异的文学家与诗人。曹操志向远大,青年时期就投身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对长期动乱的现实社会有着很深的体验。由于他目睹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亲身经历了多次战争,使其诗文逐渐染上了“慷慨悲凉”之气,因此其诗歌雄壮古直,不事雕琢。他崇尚质朴,反对浮华,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一改东汉注重骈俪词采的传统,行文语言自然朴实,其诗风与文笔清新华丽的曹丕和词采华茂的曹植大不相同。曹操作为一名政治军事家兼文学家,其诗歌作文很多是基于治国经略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因而,其笔下的诗歌多取材于割据纷争的战乱事件,其诗歌的画面盛大,境界开阔,充满着慷慨悲凉、古朴雄浑、气势刚健的笔调。难怪钟嵘评诗时论及曹操,认为其诗颇具古直之风,甚有悲凉之句。以下试结合曹操极具代表性的名篇诗歌来分析其慷慨沉雄、古直悲凉的诗

风特点。

如其脍炙人口的名篇《短歌行》,这个我们在中学时代即诵读成章。其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首诗写于曹军在赤壁之战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曹操一面在训练水军、积蓄力量,一面欲招纳贤士、延揽人才,创作《短歌行》的主旨亦在于此。曹操深感于人生的短暂,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抱负远大的政治军事家,其对生命价值自身的体会自然也高于常人。人生之短,犹如朝露,对于曹操这样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很令人忧虑的。他虽已步入人生暮年,但仍志在千里,壮心未已,于是生发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延揽贤士,为天下不平而感叹深忧的心声。《短歌行》对仗工整、一唱三叹,涵盖了对生命更广阔更深入的理解,慷慨激昂,古直悲凉,字里行间吐露着曹操沉雄、饱满的笔力,具有强烈的感染和震憾力量。

再如与《薤露行》视为姐妹篇的《蒿里行》,其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首是以乐府为诗题的挽歌,主题背景是汉末董卓之乱,社会动荡不安,黎民深受苦难的场景。这首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曹操“古直悲凉”之诗风的乐府诗了。古直,即诗歌语言不事雕琢,具有古朴、率直和雄浑之感。此篇《蒿里行》整体读来浑然一体,从兴兵讨伐董卓,到袁氏兄弟的拙劣称帝,使得战争连绵不断,百姓尸骨遍布荒野,此诗一路酣畅淋漓,直叙不逶迤,颇具古朴率直之感。而此诗之悲凉,正是体现在战乱不断,百姓深受其苦,作者在经历作战时所亲眼目睹的荒野遍骨的惨景。于是生发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感叹,表面文字虽浅显质朴,但所表现的思想却是宏大而深邃的,曹操诗的古朴雄浑之风便一览晓之。

二、曹丕诗歌之便娟婉约

曹丕为曹操的次子,并被立为魏太子。自幼便受其父的熏染影响,机敏好学,广读诗论,多才多艺,具有很高的文学修识学养。曹丕描写战争背景的诗篇,其气势风格相比曹操,慷慨雄浑之气略逊,深沉古凉之意不足,这大抵和其本人的经历际遇和气质特性有很大关系。

曹丕笔下的征战诗歌,多以女子角度自称,描写思妇的闺音之叹和离愁别绪,工笔细致入微,刻画缠绵悱恻、含蓄秀美、婉约有致,笔调迟缓细腻,这是同时期其他建安诗人所不能企及的。《三国志选》里就曾评论曹丕道“天资文藻,才艺兼该”。曹丕诗歌的语言融古朴与秀丽于一身,工于抒情,为后代文人墨客所称颂,体现了此时期文人由乐府诗逐渐向文人诗过渡的特点。

而曹丕在詩歌创作形式上也有有益的新尝试,其乐府诗和非乐府诗并重,除了四言诗,他在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诗方面均有开拓,大大拓展了文人作诗的途径,并被后人视为“歌行之祖”。先秦时期虽是七言诗的起源,但文人所创数量极少,直至后来汉代也并不受重视。但到了曹丕这里,一改建安诗人传统的五言诗,在七言诗亦不乏大量佳篇之作,使其逐渐列入诗歌创作的体裁行列,对诗歌发展而言是一种不可小窥的进步。曹丕最具代表性的七言诗当属《燕歌行》,它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标志着七言诗的成熟。而其六言诗也有不少篇幅,诸如《寡妇诗》、《黎阳作·其四》之列。因此综而观之,曹丕诗歌既有对汉乐府诗歌发展改造的一面(五言诗与六七言、杂言诗并创);又有诗风笔法转于辞采华茂、婉约便娟的一面,对整个文坛而言具有推动的价值意义。

继曹操《短歌行》之后,曹丕亦有同名四言诗篇,是为追思其父曹操。曹丕作此篇不同于其父,他是专门抒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专章独奏,哀悼抒情意味强烈。父亲的离去令他悲恸不已,另一面,他作此篇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生前的遗令。如其开篇所言:“其物如故,其人不存。”把自己见物思人、物是人非的悲绝之情写得凄婉动人。此外,像“呦呦游鹿,草草鸣霓。翩翩飞鸟,挟子巢栖。”这样的句子与曹公篇的诗句相仿,善用比兴手法,以大鹿呼唤小鹿来比拟父子间的亲情。而且此篇抚琴曲声唯美,文字凄怆抒情,含蓄委婉,抒发了他对生命的感慨与思考,是其便娟婉约诗风的体现。

又如以文辞典雅居称的四言诗《善哉行》,后人流传最广、耳熟能详的诗句想必是首句:“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开篇即以浅淡笔墨展现了一位顾盼生姿的美女容貌,娇美温润,妩媚生姿。“感心动耳,绮丽难忘。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尾篇以侧面的形式—即“我”的感受,来表现对这名美丽才女的倾慕与顾盼眷恋。这首《善哉行》便是曹丕诗风的代表性作品,从这首诗亦可看出,建安诗风的古朴悲凉之气不复察觉,逐渐转为便娟含蓄之风,建安诗风在悄然间游离变化。此诗以男女情爱为题材背景,格调舒缓,绮丽和媚,清新婉转,极具典型地代表了曹丕诗歌的创作诗风。

再者,以曹丕的七言诗代表—《燕歌行》为释例来探讨其诗风。《燕歌行·其二》:“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首句与李商隐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意趣相仿,缠绵忧思,情感细腻。其后:“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意象朦胧,交代人物思念之颜色憔悴,却没有明确交代思念者之身份,有待读者去想象发现,含蓄隽永,意味深长。最后:“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鸽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则拾取“星月云、飞鸽”等意象,互相交融,情景璧合,把此诗所描写的飘然不定的行迹与刻骨铭心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细腻刻画,工于笔调,踌躇叹惋,如泣如诉,不愧是曹丕笔下传颂的名篇!因此,曹丕虽无曹操诗风的雄浑大气,但其在诗文创作上亦卓有建树,低徊委婉、便娟秀丽、宛曲细腻之风使其诗文创作成就相当突出。

三、曹植诗歌之词采华茂

曹植为曹丕同母之弟,其才思敏捷、文笔立成,文学成就相比曹丕更胜一筹。但其四十一岁的短暂人生却波澜起伏,变化很大,可以分为人生的前后两个分期。前期为建安初期,此时期经常跟随曹操从军征战,具有相当丰富的经历。再加上其自幼文学天赋与修养出众,十几岁便可吟诗成章且文采斐然,因此深得其父曹操的宠幸。曹操曾让其子每人当场作赋,曹植援笔而成,曹操非常吃惊,对曹植之文思大为赏识,难怪刘勰也有对之“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这是曹植前期生活的境况,从其诗风之词采华茂、纵逸飘然、骨气奇高亦可晓之一二。

然其后期,即黄初、太和时期,自曹操去世之后,其兄曹丕登上王位,曹植的轻逸宠幸生活也随之结束。这时期,曹丕为翦除羽翼,先后将曹植的文人亲友杀害,曹植也被贬数次,发落边地,曹植有感于此,其诗风创作开始感慨忧伤,其数副名篇中都透露出沉郁顿挫、淋漓悲壮的诗歌风格。因而,钟嵘曾在其《诗品》中高度评价曹植,言:“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架溢今古,卓而不群。”由此可见,曹植后期诗歌创作颇能体现其“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之诗风。三曹的诗歌创作,发展到曹植这里,充分继承了其父与兄的特色,既有悲凉慷慨之调,也极富润色饰采之美。

纵观曹植的整体诗歌创作,比起曹操与曹丕,其后世流传的作品数量要多得多,他的四言诗较有特色,但最为突出的当属五言诗,不愧奇冠三曹之首,素有“建安之杰”的称号。他的诗词采华美,骨气奇高,无不渗透着建功立业、高亢进取的精神,同时又抒发个人遭遇心忧,嗟叹生平际遇,具有浓郁的个性色彩。以下将结合曹植诗赋创作的名篇进行分析探讨其诗风特点。

如其《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首句便展现一幅辽远广阔的背景,读之豪气劲爽,以阳光下高大的白色骏马疾驰而去来拉开帷幕,笔法纵逸。“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将驰骋沙场之健儿的狡捷与勇剽描写的十分尽致,英姿栩栩如生,又寄托着作者自身渴望建功立业的骨气与抱负。最后以脍炙人口的诗句结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想必此句为后人所传诵成咏吧,这也是曹植意气昂扬的自我写照,把心中念念不忘的立功立德的豪迈气概溢于言表,此诗颇具“骨气奇高”之诗风。

再如其《美女篇》则是“词采华茂”的典范。整篇读来酣畅淋漓,纤柔华美,温润生姿。“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读之飘然纵逸,意境唯美。“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通过对美女服饰、体态、容貌和气色的细腻描写,铺叙女子的唯妙美貌,感之与汉乐府《陌上桑》笔下的罗敷极为相仿,在细节上刻画善于炼字,注重词采的华丽,声情并茂。所以,就此篇对美女的描摹,应当是曹植“词采华茂”的代表性作品,使其顾盼生姿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曹植作此篇又不单单是描摹其形象,重要的是笔下所寄遥深,以美女虽盛年貌美却独守空房来自喻自己壮年不被重用,表达壮志难酬的感慨叹惋。故而,一定程度上抒发了曹丕政权下自己生活艰深、不为所用的怨愤,词采华美,文质合一,雅怨之气涵盖其中,读来气势不凡。

《赠白马王彪》堪称曹植最为寒怆凄切的典型代表作品了。此文写于曹彰被曹丕害死,英年暴死的悲惨背景之下,曹植感时泪伤,愤恨而作。“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两段皆以反问句式开头,难以掩饰内心的一腔郁愤,将对曹丕独揽政权、相加迫害兄足的行为娓娓道来,同时也对自身命运担心忧虑,抒发难以被皇帝任用的愤懑。“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面对曹彰的暴死,曹植在诗中表现愤怒,进行抗争,充分展现了其自身的傲岸气骨。此诗援笔立成,一气呵成,至情至性,将难以直言的伤慨溢于言表,以沉重舒缓的笔调,表达对生命短暂、不可揣度把握的悲怨之情。因而,此诗将曹植“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的心性与诗风诠释得张弛有度、一览无余。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三曹诗风进行一个纵向度的总结。由曹操诗风的古直雄浑,过渡到曹丕的便娟婉约,衍变为曹植的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魏晋三曹诗风的主线是一路发展、不断进步的。魏武帝曹操是魏晋建安诗风的开拓者,显然,他的慷慨豪迈、雄浑苍茫,在至今文人中也是无人能及的。但是他的诗却难免有笔法偏粗的缺憾,没有细腻的文人笔调。魏文帝曹丕则一改其父苍凉雄浑之诗风,他工于笔调,善写游子思愁与离愁别绪,如泣如诉,其诗笔力迟弱、过于婉曲清秀。而陈思王曹植之诗既有词采华茂、才思敏捷的一面,又在诗中注入对个人生平际遇的慨叹和人民疾苦生活的反映,“情兼雅怨,体披文质”,兼具其父与其兄的诗风特色,难怪刘勰对之有“独冠群才”、“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又有“建安之杰”的高冠,论文思论寄托,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曹植之诗风可堪称为建安文学流变的杰出艺术追求与进步意义的卓越表现。

参考文献

[1](宋)敖陶孙.敖器之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晋)陈寿著,缪钺.三国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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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吴淇.六朝選诗定论[M].江苏:广陵书社,2009.

[5]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南朝)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8]张可礼,宿美丽.曹操曹丕曹植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天下豪俊,翕然趋风”》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1期 ,作者:武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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